阅读书籍：彼得·德鲁克的著作及思想串讲
企业三个痛苦：战略的痛、产品的痛、组织的痛
增长、维持、衰退，这是每个人，每个企业永远的需要面对的大问题和真问题，也是无限游戏！
企业无论大小无论何种阶段，永远都有三个痛苦：战略的痛、产品的痛、组织的痛。这三个层面，无人无伤，无人不痛。天天痛，就得天天摸着伤口琢磨，伤口是人身的最敏感的位置，痛苦让人保持清醒。某个伤口愈合了，某个痛打通了，企业就突然快一下，一波新增长。这个就是做管理者的痛并快乐着。
所有这些痛与快的不同面相背后，企业增长与个人成长其实是同一套框架，打破经验和惯性的牢笼，破局破圈，不停地折腾，折腾组织折腾战略折腾产品。
增长其是一种能力，敢于打破舒服区的持续折腾的能力、具有开放思维的持续学习能力。公司的增长之路，也是一个个的个人，自我蜕变的过程。
增长能力，也是持续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面对变化，做出选择能力。好像我们天天都在作决定，其实不然。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在做惯性的动作。不能用战术的简单重复地勤劳勤奋，回避做战略上真正的思考。
两个人两张脸，一个是我们某村89岁的王大爷，一个是住在奥马哈村的89岁的巴菲特。一个89岁时，他作判断的能力和30岁的时候没变化，最得意的判断还是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什么年龄该结婚生子。而一个则是历经几十年世事，不断迭代在更复杂的处境中，如何面对变化，作出判断。
两位老人所思所想背后的框架的区别，有些人在长大变老但思维模式早已停滞，一张旧船票搭不上新时代的客船，多么资深的马车夫也是开不了飞机。有些人不断地打破自己升级自己，就像电脑486系列和最新电脑系列操作系统的区别，
当年老时，想拥有一张什么样神情的脸？
对于个人的思维系统，无关对错，都是一生！但对于一个企业和组织，就不仅仅是对错的命题，这是生命攸关的大命题了！
人生的分野，企业的分野，就是在一个一个作决定的路口。起点也许大家都一样，但是人和人的战略愿景不一样，战略耐心不一样，战略定力不一样。只是大部分的人或企业，都被束缚在自己的天花板里，继续做自己有限经验的囚徒。唯有打破界限，突破关卡，打开天花板，It`s all about long term，围绕长期价值展开。四个切入点：
1）物理空间的重构
2）虚拟空间的重构
3）资源的聚集或分化
4）人的聚集或分化
最重要的贡献
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接近90岁高龄，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Liberal Arts)。
（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这一点显然很重要，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却没找到多少这方面的进一步解释。最完整的阐述是在他的《管理新现实》这本书第15章第五小节，这节的标题就是“管理是一种博雅技艺”：
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P.Snow）曾经提到当代社会的“两种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斯诺所说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说的“科学文化”。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学科。另外，管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社区）的关注与影响，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事实上，每一个曾经长年与各种组织里的管理者相处的人都知道，管理深深触及一些精神层面关切的问题——像人性的善与恶。
管理因而成为传统上所说的“博雅技艺”（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为它关切的是知识的根本、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也是“技艺”（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者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伦理学，以及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与见解，可是，他们必须把这种知识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疗病人、教育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容易使用的软件程序等)
阅读经典与理解世界能力
读书越来越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尤其是阅读那些大部头的、艰深晦涩的经典，需要耗费海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人的阅读计划总是无疾而终，有没有轻松简练、提纲挈领的方式飞速提升知识积累？答案：有，也没有！
我们生而不自由，无往而不在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双重枷锁之中。我们自以为理性的、自主的决策，我们自以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我们自以为不久前才形成的社会格局，往往有着我们自己根本觉察不到的古老根源。一些苍老的经典在今天貌似已经失去活力，至少不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但它们的真知与谬误在千百年前激起的涟漪，直到今天，仍然在寂静中影响着我们。正是它们决定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现代社会的知识趋势是专家型，要求一个人在一门学科的一个分支的一个细小的点上钻深钻透，全社会通过无数专家自觉不自觉地分工协作获得整体进步。这当然是好事，也是必然，但作为个人，视野和视角受限到这种程度，虽然可以强化他的专业竞争力，却弱化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力。
知识碎片化，给我们展示了大大小小遍地闪耀的珍珠，而把珍珠串成项链的工作是需要我们自行脑补的，也特别值得留心的地方，因为不同的人会脑补出不同风格的项链——所有的珍珠在经过筛选之后，有人串成了蒂凡尼的款式，戴着它出席盖茨比先生的盛大晚宴，有人串成了老凤祥的款式，搭配自己老上海画报风的古旧旗袍。差异之大，甚至会让我们意识不到这些项链其实取材于同一片布满珍珠的海滩。
筛选珍珠的标准和串联珍珠的那根链子，合在一起，就叫“系统化”。
我们常说，要系统性地学习一门知识，或者掌握一套知识体系，就是这个意思。
系统化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能让我们具备稳定的知识框架，框架一旦成型就意味着从此没有了关键性的短板，意味着新的知识碎片可以在这套框架上轻易归位，因此可以轻松调取。
广大的经典帮助我们搭建一个知识框架，框架结构越合理、越稳固，今后获取新知的速度就越快，吸收度就越高。因为孤立的知识最难记忆和理解，它总是漂浮着，你必须用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来捕获它，使它成为框架当中的一个节点，和其他节点互相关联，彼此支撑，用框架收纳新知，帮我们融会贯通，让视野更开阔，让视角可以自由切换，摆脱盲人摸象的认知方式。
阅读经典拓宽了视野，变换了视角，原先“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方往往突然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理一点不错。我们的很多“多怪”，真的只是因为“少见”。经典的内核、流变、影响与疑难，理解它们的真知与谬误如何成为构建我们文明的基石。
只有经典才能剖析我们思维最底层的文化基因。
理解我们思维最底层的文化基因，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从何而来。
经典不是快餐，它能给你的不是现学现用的花哨招式，而是以无招胜有招、以无用为大用的浑厚内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洪荒之力。
这种求知的旅程更像是过关斩将、攻城略地，快感十足。你天天在和古往今来第一流的智者对话、交锋，以战养战，吸光他们的内力，学会他们的武功，再挑战下一名高手。
预热思考题
第一个题目：钻石和水的悖论
18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约翰•劳（John Law）提“钻石和水的悖论”
生命离不开水，但水很便宜，钻石几乎没用，但贵得惊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题目：组织与管理
大师德鲁克一生在思考什么问题，为什么专注于组织管理？到底什么是管理？为什么需要管理？
第三个题目：成效与效率有什么区别？
成效effectiveness “做正确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效率efficiency“以正确的方式做事”do the thing right, 什么区别？
第四个题目：MBO的翻译？
MBO?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
翻译一：依靠目标，以自我控制实现管理
翻译二：依据目标与自我控制进行管理
翻译三：以目标和自我控制实现管理
翻译四：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
翻译五：依靠目标与自我控制进行管理
第五个题目：权利、义务、权力、责任、自由、平等
什么是权利、什么义务、什么权力、什么责任、什么自由、什么平等？
第六个题目：管理学是什么一个学科？
自然科学 生命科学 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德鲁克的生平
中文名：彼得·德鲁克
外文名：Peter F．Drucker
别 名：杜拉克
国 籍：美国
出生日期:1909年11月19日
逝世日期: 2005年11月11日(享年95岁）
出生地：奥地利维也纳
信 仰：基督教
名 誉：现代管理学开创者 现代管理学之父，管理大师中的大师
1909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母亲是奥匈帝国率先学习医科的妇女之一，祖籍为荷兰，后移居美国。德鲁克从小生长在富裕的文化环境之中，其1979年（70岁）所著的自传体小说《旁观者》对其成长历程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
先后在奥地利和德国受教育，1929年（20岁）后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
1931年（22岁）获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1937年（28岁）移民美国，曾在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跨国公司任经济学家与管理顾问，1943年加入美国籍。德鲁克曾在贝宁顿学院任哲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并在纽约大学研究生院担任了20多年的管理学教授。尽管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但德鲁克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作家和老师。
1942年（33岁），受聘为当时世界最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对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进行研究。
1946年（37岁），将心得写成《公司概念》，“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该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德鲁克首次提出“组织”的概念，并且奠定了组织学的基础。
1954年（45岁），出版《管理的实践》，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从此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从而奠定管理大师的地位。
1966年（57岁），出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告知读者：不是只有管理别人的人才称得上是管理者，在当今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即为管理者，管理者的工作必须卓有成效。成为高级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之作。
1973年（64岁），出版巨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是一本给企业经营者的系统化管理手册，为学习管理学的学生提供的系统化教科书，告诉管理人员付诸实践的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不是计量方法，不是行为科学。该书被誉为“管理学”的“圣经”。
1982年（73岁），出版《变动中的管理界》 ，探讨了有关管理者的一些问题，管理者角色内涵的变化，他们的任务和使命，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以及他们的发展趋势。
1985年（76岁），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被誉为《管理的实践》推出后德鲁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强调当前的经济已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
1999年（90岁），出版《21世纪的管理挑战》，德鲁克将“新经济”的挑战清楚地定义为：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力。
2002年6月20日（93岁），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家中逝世，享年95岁。
在欧洲经历了二战的残酷，并目睹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德鲁克感到那些优秀的领导者才是那个世纪的英雄。德鲁克在他那本发人深省的自传《旁观者》中写道：“我和其他维也纳的小孩一样，都是胡佛总统救活的。他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提供学校每天一顿午餐。这顿午餐的菜式，清一色是麦片粥与可可粉冲泡的饮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两样东西倒胃口。不过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这个组织救活的。”一个“组织”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功用！从德鲁克活生生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德鲁克强调“透过组织这种工具，尽量发挥人类创造力”观念的根源。
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中曾深情回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们。“伟大的心灵必然遭遇不凡的际遇。”他一生经历了一战、二战,从事过的职业包括记者、金融分析师、作家、咨询顾问和大学教授。丰富的人生阅历、渊博的学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领袖,令他在世界管理学界拥有不可超越的崇高地位。
德鲁克先生自认为，虽然他因为创建了现代管理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其实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管理则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写了39本书，只有15本书是讲管理的，其他都是有关社群（社区）、社会和政体的，而其中写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书（《为成果而管理》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传播130多个国家与地区，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
管理是一门学科
下面一段话出自1973年《管理：使命、责任、实践》（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是多维度的。就其本身而言，管理学最初就是一门专业学科。它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为现代组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百余年，管理学的出现与现代组织形影相随。尽管我们依旧有许多未知之事，但时至今日，我们深知管理不仅仅是常识，管理也不仅仅是经验的归纳总结，至少从其内在潜能来看，管理学是一套条理化的“认知体系”。
管理是一门学科。同时，管理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管理所收获的每项成就都是管理者的成就，每项失败都是管理者的失败。因为是“人”在管理，而不是某些“力量”或某种“事实”在管理。管理者的宏大愿景、奉献精神以及正直品德都决定了所经营事业的是非成败。
管理是我们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组织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组织（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组织。而组织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意义在于它能够为社会、经济以及个人所需结果做出贡献。可是，器官从来不是根据“它们做什么”来加以定义，更不用说根据“它们如何做”来加以界定。器官是根据“它们所做的贡献”来定义的。”“管理是社会组织的器官，变乌合之众为组织，化人们努力为绩效。”管理者必须为他所管理的组织指引方向。他必须深入思考本组织的使命，为其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组织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
人类三大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人们现在⼀般认为，人类有三大知识体系，当然，这是相对区分的：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注意：不是“人文科学”而是“人文学科”）。
百度百科对“科学”定义：
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其对象是客观现象，内容是形式化的科学理论，形式是语言，包括自然语言与数学语言。现代科学通常分为三个主要分支，自然科学，研究个人和社会的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研究抽象概念的形式科学（例如逻辑，数学，计算机科学）。但形式科学是否真正构成一门科学是有分歧的，因为它们不依赖经验证据。另外，将现有科学知识用于工程和医学等实际目的的学科被称为应用科学。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的经验证据为基础，对自然现象进行描述、理解和预测的科学分支。同行评审和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等机制被用来确保科学进步的有效性。
自然科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分支：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和生命科学（life science）。生命科学也称为生物学，而物理科学又细分为多个分支：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和天文学。自然科学的这些分支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专业的分支（也称为领域）。作为经验科学，自然科学使用形式科学中的工具，例如数学和逻辑学，将有关自然的信息转换为测量值，这些测量值可以解释为“自然法则”的明确陈述。就是我们统称的：数(数学)、理(物理学)、化(化学)、天(天文学)、地(地学)、生(生物学)六大学科,当然还有其他个别学科比如气象学。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它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比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主要是当代），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政治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
人文学科：
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学科（humanities）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体系，是关于⼈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学科。主干可以现成地用人们常说的“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来指称，或者再加上艺术。较广义的“人文学科”则还可以包括诸如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考古学、乃至含有人文主义内容并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关心的是事实和规律（因果联系），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管理学等等）关心的是组织和效率，⽽人文学科则关心的是价值和意义。
世界科学三个问题：两暗一黑三起源
现在全世界科学问题看的很多，实际上就三件事，叫做两暗一黑三起源。两暗，暗物质和暗能量，这是宇宙当中我们看不见，但它就是存在的。我们能看见的都是物质和能量，但是物质和能量一定有它相反的，有正数必然有负数，这两个东西不相等，宇称不守恒定律， 由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6年提出的，是指在弱相互作用中，互为镜像的物质的运动不对称，由吴健雄用钴60验证。那么这两个东西我们还没有观测到，因为没有工具。但是数学上或者说我们经过模拟演练它是存在的，这是两个大事。
然后一黑是黑洞，背后是什么？黑洞那个点是不是奇点？奇点的意思就是在那个点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崩塌的，奇异点，不遵循任何的物理定理，至少在宇宙大炮炸之前有没有物理的定理，这就是第一推动力。或许这也就是这些物理学大师为什么好多到最后都有了这种宗教性的感觉，这是物理上所追寻的内容。
三起源，即宇宙起源，生命起源，最后一个最难，意识起源。
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宇宙真正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这句话讲得特别智慧，但反过来讲他也明白这个理解是有边界的，因为已知的越多未知的更多。
人类的三命题：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到何处去？
人类的四种关系：
人和自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哲学（或宗教）的关系
人类的三观：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
现代管理学的条条道路出自德鲁克，条条道路通往德鲁克
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当年纪念馆落成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同事们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练的话，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用了下面这段话：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要理解某种思想，最好先搞清楚它来自谁，它反对谁，以及边界？
如果我们了解德鲁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
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直线。这里极权的极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两个词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有着重大区别，因为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20世纪才有条件变种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所谋求的，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彻底地操纵和控制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把他们改造成实现个别极权主义者梦想的人形机器。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和运动，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青年时代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鲁克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最好去读他的《旁观者》；要弄清什么是极权主义和为什么大众会拥护它，可以扩展阅读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德鲁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他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不过，它还是要有基本的功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功能或条件，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必须具备正常的生命特征，没有它们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因为“国（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全部必要的职能。在德鲁克眼里，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机构组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每一类、每一个机构中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机构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个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同时也要让机构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份、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政体”，就是“管理”。在这里德鲁克把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的统治体制统称为“政体”，是因为它们都掌握权力，但是，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是为了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政府所拥有的，则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裁夺和干预的权力。
德鲁克管理学人文观思想的起源
扩展阅读《失落的管理艺术：德鲁克思想的人文之光》
德鲁克关于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概念也回应了下述理念：知识应该给人带来智慧，应该受到道德方向的引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还是会涉及实践和具体应用的，也就是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包括了当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运用到从人文学科中汲取到的智慧和道德教训。
就其本质而言，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众多学科的综合，包括神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理论、心理学以及德鲁克所说的社会生态学。
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管理这一术语只是更多地与私有企业关联在一起。许多人通常都会认为彼得·德鲁克的著述只涉及商业管理领域，其唯一的读者是企业主管。事实上，德鲁克的使命远比这些要宏大，其研究的主题包括人类本性、善与恶以及存在的实际意义等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忽视德鲁克著述中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成分，尽管事实上德鲁克自己经常会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内容的存在：
管理的环境和目的都是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由人组成的社区，人们因工作的纽带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是家庭纽带以外最强大的纽带。也恰恰因为管理的对象是基于工作纽带、拥有共同目标而联结在一起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因此管理总是避免不了处理人性问题，也正如所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管理还需要处理善与恶的问题。我在做管理咨询师的过程中学到的神学内容比我讲宗教课时学到的还要多。
因为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所以德鲁克主张，管理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因为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鲁克认为管理者必须不仅能够解决有关效率和利润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严之类更宏大、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在1942年《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项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其他众多著述：现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对现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业制度中有决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典范，他还提出了两个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中，个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经济性的地位和职能？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现代工业组织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呢？在德鲁克看来，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而在1942年唯一一个有条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国家就是美国。
在1939年《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深入地分析了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为其早期著述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他开始具体地分析工业组织如何给个人提供非经济性的意义以及管理权如何在美国社会获得合法地位。尽管该书有一整部分聚焦通用汽车的内部运营和架构，但是其他两个部分则重点分析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和《新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认为，所有组织都需要体现出被美国社会接受的同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平等机会、个人地位和价值实现的承诺。
到1973年德鲁克撰写其伟大的著作《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时，他已经清楚地界定了管理职能更为宽广的目的。管理的目标不只是简单地让组织得以有效运作，而是要确保一个由有效运转的各类组织构成的社会也能有效运转。德鲁克在该书前言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
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短50年时间里，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各类机构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主要的社会任务有赖于大型机构来完成……在由各个机构组成的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机构不能够自主、负责地履行职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个人主义，也不可能拥有一个能够让人有机会自我实现的社会。相反，我们会对自身强加管制，使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自主……如果强大的运转良好的自主自治机构不存在的话，暴政就会有机可乘……负责任的有效管理是保护我们脱离暴政的唯一替代性选择。
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产生影响的主要根源
德鲁克是在人文艺术传统中受教育的，他阅读了大量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这一背景显然有助于他形成管理学隶属于人文学科这一概念。德鲁克特别鸣谢过一些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个人；对德鲁克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后，也可看出其他人给他带来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影响德鲁克思想形成的各种人物，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管理学和人文学科完全可以被有效地整合在一起。
瑟伦·克尔凯郭尔（1813年—1855年），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他的思想成为存在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一般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单单是客观存在，更重要是从个人的“存在”出发，把个人的存在和客观存在联系起来，哲学的起点是个人，终点是上帝，人生的道路也就是天路历程。
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1802—1861）：德国思想家中的三驾马车。施塔尔是最早对德鲁克施加过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德鲁克在其学术生涯初期就决定深入研究19世纪在普鲁士宪法形成进程中最重要的三个保守派思想家：约瑟夫·拉多维茨、威廉·洪堡和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在接下来讨论施塔尔的同时，我们也将讨论洪堡和拉多维茨，原因是他们一起对德鲁克造成了强大的影响，也是由于他们三人在德国历史的同一时代做了相似的工作，产生了相近的思想。这三人真正吸引德鲁克的在于，“他们都试图在稳定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他们既不是肆无忌惮的自由分子，也不是肆无忌惮的保守分子。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和稳定的政体，从而既能够维护过去的传统同时又有可能进行相应的变革”。
约瑟夫·拉多维茨（1797—1853）约瑟夫·拉多维茨是在巴黎接受教育的。他曾经为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后来来到普鲁士，入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普鲁士家族。拉多维茨后来在1836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日耳曼邦联的联邦议会在军队方面的代表。他提出了一个于1848年统一德意志的温和计划。拉多维茨希望能够填平现有秩序和德意志各国革命势力之间的鸿沟。
威廉·冯·洪堡（1767—1835）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者及外交官。威廉·洪堡是在柏林长大的。1809年，他创办了柏林大学。他坚信政治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对个人自由的破坏，他也特别担心个体究竟如何才能在一个中央权威不断强化的国家里提出文化诉求。洪堡接受了关于“修养”（bildung）的德意志理念，这种教育是指一种精神性的过程，是个人通过类似人文艺术理念的教育而获得发展；“修养”极为复杂，涵盖了对性格发展和个人美德的理想以及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洪堡的目标是让“修养”的精神渗透整个德国政府。他对未来的期待是，“利用行政官僚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最终，在他的主持下，形成了国家（state）和修养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将会给德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带来持久的影响”。
在变革中保持稳定
和拉多维茨一样，洪堡也试图在两个政治极端中寻找到一条道路，围绕一个温和的概念将德国不同的利益群体统一起来。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洪堡推行的计划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拉多维茨和洪堡为德国政府所设定的愿景为德鲁克提供了一个中庸政治的范例，这些愿景有助于发展出理论上缓和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案。
施塔尔、拉多维茨和洪堡“三驾马车”关于如何在各种社会机构中维持稳定同时实现变革的观点引领德鲁克致力于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实践的全面研究。而这最终也帮助他写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巨著《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埃德蒙·伯克（1729—1797）埃德蒙·伯克出生于尚未脱离英帝国统治的爱尔兰，是一名英国议员，也是一位政治作家。他反对天主教的迫害，支持美国反对英国的革命。德鲁克曾经赞扬过伯克，说后者所写的两本书中有一本“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0）一书中，伯克分析了当时那场持续不到两年的革命事件。
德鲁克还在青少年时期就阅读过这本书，当时他还在汉堡工作。后来他是这样回忆该书对他的影响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大革命以来，德国，事实上包括整个欧洲大陆，都处在一个革命频发的阶段，我们每一个年轻一点儿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在1914年之前就已长大的人才会认为世界有可能回到“战前”，而且实际上他们确实希望回到“战前”。所以，伯克的主要观点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在稳定和变革之间找到平衡才应该是政治和政治家们的首要任务，这一观点在该书出版140年之后，一下子拨动了我这个18岁读者的心弦。伯克的观点对我自己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我后来所有的作品来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施塔尔和其他德国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伯克为在革命与神圣君主制之间的中间地带提供了一个样板。具体说来，伯克警示大家拒斥历史传统的危害，他所谓的传统包括立宪政府的宗教和政治基础。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在经济学方面对德鲁克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做到了将这一学科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经济历史的范围内。熊彼特对于德鲁克的主要影响是，认为利润是一种道德律令。在“熊彼特对决凯恩斯”一文中，德鲁克表达了对熊彼特关于利润是道德和伦理系统之一部分这一观点的认同和赞赏。（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其与同时代的凯恩斯，用“既生瑜，何生亮”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两人之间既惺惺相惜，也充斥不屑与论争。 其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1912年，其发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了“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轰动了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据统计，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在西方世界的被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利润是一种道德力量
德鲁克借用了熊彼特关于暂时利润的概念，并予以修正，认为利润也是一种成本：“它是用来支付企业继续运作所需成本的‘风险溢价’。”利润是商业运作的一种成本，而不仅仅是主管们试图最大化的现金盈余。一旦德鲁克将利润设定为商业运作的成本，他就能进一步地发展他的道德论证：
熊彼特的“创新”及其“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用来解释所谓“利润”为什么会存在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很清楚，他们的理论并没有为利润找到任何合理依据……但是，如果利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成本，尤其是当利润是唯一一个能够维持已有工作并创造新工作的手段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就摇身一变，成为一种道德的制度……一旦当人们摒弃那种亘古不变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转向熊彼特所倡导的不断增长、不断移动、不断改变的动态经济，我们称为“利润”的东西不是对企业家冒险行为的回报，相反，利润“在一个新的企业中，是其收获超过了生产成本之后才产生的暂时的盈余”。
德鲁克借用了熊彼特关于暂时利润的概念，并予以修正，认为利润也是一种成本：“它是用来支付企业继续运作所需成本的‘风险溢价’。”利润是商业运作的一种成本，而不仅仅是主管们试图最大化的现金盈余。一旦德鲁克将利润设定为商业运作的成本，他就能进一步地发展他的道德论证：
熊彼特的“创新”及其“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用来解释所谓“利润”为什么会存在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很清楚，他们的理论并没有为利润找到任何合理依据……但是，如果利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成本，尤其是当利润是唯一一个能够维持已有工作并创造新工作的手段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就摇身一变，成为一种道德的制度……一旦当人们摒弃那种亘古不变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转向熊彼特所倡导的不断增长、不断移动、不断改变的动态经济，我们称为“利润”的东西也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利润变成了一种道德律令。
对于熊彼特而言，资本主义是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动态的制度。经济衰退期是在某种激烈的变革之后的一段正常的调整期。正是这些改变了经济正常流动的事件最终引领经济进入增长和获利期。这些事件通常发生在企业家的活动带来新的技术、产业或者生产方式的时期。那时，创新或者企业家活动的结果创造出短期的机会。熊彼特将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因为这时企业家的冒险行动不仅仅带来了新东西，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摧毁了旧事物。
在“创造性破坏”概念中有一个内在的问题，熊彼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由于企业家活动以及相关的利润都是暂时的，每一个企业都存在着被创造性地破坏掉的潜在可能。这一现实促使德鲁克对企业提出警示，提醒它们推行“系统性的摈弃”，把低效率的活动、产品或者业务单位统统根除：
每一个机构，不仅仅是商业机构，都必须在日常管理中进行四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要平行开展。一是有组织地摈弃那些无法使资源得到最优分配的产品、服务、流程、市场和分销渠道，等等……然后，任何机构都必须围绕系统化的持续的改善而加以组织……接下来，该机构必须围绕系统化的、持续的资源利用，尤其是对其成功的利用而加以组织……最后，该机构必须组织系统化的创新，也就是要创造出差异化的、适应明天的产品，来淘汰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今天那些最成功的产品。
阿尔弗雷德·斯隆（1875—1966），与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关系也影响了德鲁克的思想。通过对该公司的研究德鲁克开始了做管理学作者和咨询师的职业生涯，而且他和斯隆的私人交往也帮助他形成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如经理人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组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提供意义和职能，同时为个体提供意义和职能。1943年1月，斯隆的助手唐纳森·布朗邀请德鲁克前去研究通用汽车的组织和管理。德鲁克根据自己长达18个月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公司的概念》一书。在这本书以及随后的一些作品中，德鲁克详细地描述了他在斯隆身上学到的一切，尤其是商业实体中权力下放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也是在斯隆身上，德鲁克看到了一个代表经理人诚信的模范，这样一种品质在他看来是管理的核心或“试金石”。德鲁克在描述斯隆时提到了斯隆对绩效的坚持、“对人所表现出的巨大善意”、公平公正、重视意见多元化以及强烈的荣誉感。
德鲁克从自己和斯隆的关系中感受到了诚信的重要性：
对一个组织管理层的诚信和认真程度的最终证据是，是否对人品端正进行了绝不妥协的强调……一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也许他自己所知有限，绩效也不佳，缺乏判断和能力，但是这并不会给组织造成多大损害。但是，如果他人品有问题，不讲诚信，那么，不管他知识多么丰富，能力多么出众，做事多么成功，他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他会伤害到他人，这些人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他会打击到大家的精神，而且摧毁组织的绩效。
为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提供道德愿景
德鲁克自己在人文学科方面的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他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这一观点。从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来到美国，他在美国看到了一个希望，有希望出现一个由各种机构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可以给人提供地位和意义。建立一个"尚能容忍的"社会这一远大使命的理论基础是克尔凯郭尔、德国三大政治思想家、伯克、熊彼特和斯隆的思想。这些人代表的学科非常广泛，从哲学到管理实践，他们帮助德鲁克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愿景：一个由组织构成的社会如何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引，如何为个人提供成就感，帮助其实现人生追求。
克尔凯郭尔，这位给德鲁克带来了最重要的宗教和哲学方面影响的思想家，引领德鲁克形了关于人的看法：从天上坠落的远非完美的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获得救赎。这一关于人类的悲观看法对于理解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克尔凯郭尔的影响使得德鲁克对人类本性做出了阴暗的评判，但是这个丹麦哲学家同样也促使德鲁克致力于寻找一种能够注入希望的方法，这种希望表现为对一个"尚能容忍的"社会的信仰。
施塔尔、拉多维茨、洪堡和伯克帮助德鲁克找到了办法，来管理和遏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堕落的人身上那些卑劣的倾向。这些政治哲学家们阐明了在稳定和变革之间以及权威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的需要。德鲁克构想的由各类组织组成的"尚能容忍的"社会，通过创新来使权威获得合法性并使变革得到有效管理，或许可以使个人的自由最大化，但同时又能限制对权力的滥用，弱化经济进步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熊彼特为德鲁克提供了一条道路，可以让他的由工业组织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合乎道德，因为利润可以成为一种律令，用来保护那些为人们提供意义和地位的组织机构。
最后，身为企业经理人的斯隆则不仅仅代表了诚信和仆从型领导，同时也通过权力下放做到了对权力的过滤和约束。
重要的是，正是在所有这些人的帮助下，德鲁克才认识到管理学必须深入理解人的境况和人的本性。因此，这些重要的影响为德鲁克的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奠定了基础。
德鲁克的世界观：犹太-基督教基础
世界观问题与我们所有人的工作以及我们所工作的组织的管理息息相关。这些问题对于彼得·德鲁克来说也是极其相关的；它们构成了他关于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和组织的目的的理解。
人对世界观问题的回答，对于理解自我和理解如何管理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尔芒·尼科勒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的世界观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它也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与他人的关系、如何面对困境以及什么才是人生的目的。我们的世界观帮助我们确定我们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追求幸福的能力。它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来自何方，即我们的传统；理解我们是谁，即我们的身份；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即我们的目的；理解是什么力量在驱动我们前进，即我们的动机；理解我们将去往何方，即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世界观比我们个人历史中的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透露关于我自己的信息。
德鲁克对个人的看法受其世界观的影响：
社会生态学在价值问题上并不是中立的。如果社会生态也算是一门科学的话，那么它也是一门“道德科学”，在这里，我用了一个200多年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旧词。自然生态学家相信，而且必须相信自然创造的神圣性。社会生态学家相信，而且必须相信精神创造的神圣性。
德鲁克的世界观为个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启示：
a）正义的承诺，或者，像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平等的承诺……
b）……个人自我实现的承诺，“美好生活”的承诺，或者说，也许可以冠以更为精确的说法，对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承诺。
地位和作用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它们不是按照完全相同的方式实现的。根据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地位是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因带有容易堕落的天性而不完美，但是仍然拥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并且不断追求人生的意义。另外，作用只能在社会中实现。但是，地位和作用在管理行为的影响下，有可能都得到显著提升，也有可能都受到极大的损害。管理是（也应该是）受文化影响的；反过来，管理过程和管理者也塑造了文化和社会。因此，尽管管理是以一种组织起来的知识，因为如此可以到处应用，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但是其并不是“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
德鲁克管理思想概要：
知识工作者与下一个社会
“知识工作者”是德鲁克创造的一个称谓，泛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这包括企业家和在任何机构中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会上的独立执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培训师等。教育的普及促进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
德鲁克曾预言，知识工作者的地位、作用、权利及责任将成为发达国家的中心话题。从技术角度来看，体力劳动向知识工作的转变是技术革命和工业自动化带来的。自动化用机器取代了蓝领工作，并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白领就业机会。从经济方面来看，发达国家工作和工人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分工。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妇女的广泛就业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结构，这些战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愿接受蓝领工作。由于蓝领劳动力的短缺，制造业将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进行生产分工：发展中国家提供劳动力，发达国家提供管理、技术和购买力。
对“体力劳动”而言，我们所重视的只是“效率”。所谓效率，可以说是“正确地做事情”（to do things right）的能力，而不是“做正确的事情”（to get the right things done）的能力。体力劳动的成果，通常可以用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例如，制成了多少双鞋子，这些鞋子的质量如何？
一般来说，知识工作者都才智较高、想象力丰富，并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但是，一个人的有效性，与他的智力、想象力或知识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性。由于有才能的人没有认识到才能本身并不是成果，因此有才能的人做事往往是最没有效率的。他们也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才能，只有通过有条理、有系统的工作，才有可能产生效益。
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某一期上，曾经刊载过一幅漫画。在漫画中，一间办公室玻璃门上写着“爱洁肥皂公司销售总经理史密斯”。办公室内墙壁上只有一个标语：“思考”。漫画中的史密斯，双脚高高地翘在办公桌上，面孔朝天，正向天花板吐着烟圈。而此时门外刚好有两位较为年长的人走过，其中一人问另一人说：“天知道史密斯是不是在思考我们的肥皂问题！
显然，没有人知道一位知识工作者在想些什么。但是，思考却正是他的本分，既然是在思考，那他就是在工作。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并不是生产本身具有效用的产品。他并不生产有形的产品，例如，挖一条水渠、制造一双鞋或一个机械的零部件，他生产的只是知识、创意和信息而已。这样的产品本身并无用途，只有通过另一位知识工作者把他的产品当作一种投入，并转化为另外一种产出，这些产品才具有实际意义。再伟大的智慧，如果不能应用在行动上，也将只是毫无意义的资源。因此，知识工作者必须做到一些体力劳动者不需要做的事，他必须具有有效性，否则他的工作毫无意义可言。而且，不是像鞋子这样有实体的产品本身能够提供效用一样，知识工作者不能仅仅考虑他的产品本身的效用。
知识工作不能用数量和成本来衡量，衡量知识工作主要应视其结果而定，而不是看机构的规模有多大或管理工作有多么复杂，任务有多么艰巨。
我们可以从产出物和成果的角度对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进行细分。
〇知识工作者：能够将知识运用于知识。从称谓可以看出来，知识工作者与体力工作者是相对的关系。知识工作者的主要成果不是实物或体力，而是思想、想法、观念、信息和构想，主要输出包括文本、邮件、会谈、演讲、设计方案、会议讨论或其他形式的产出物。典型工作包括企业管理者、教师、建筑设计师、科研人员等。
〇“知识型”服务工作者：能够将知识运用于服务工作。主要产出物和成果是销售服务、沟通服务、医务服务、统计服务或其他形式的成果。典型工作包括销售员、投诉接待员、医院护士等。
〇“生产型”服务工作者：不需要太多知识的运用。归属于现代服务业的各行业，产出物和成果是可以用数量衡量的各类服务。典型工作包括物流快递员、美容护理员、按摩师、档案管理员、社区清洁工等。
德鲁克所说的“下一个社会”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新经济”。无疑，“下一个社会”是德鲁克发明的新名词。德鲁克以他特有的句式说道：“新经济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毫无疑问，下一个社会将很快来临。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新社会的重要性很可能会远远超过新经济的重要性（如果新经济存在的话）。它不同于20世纪末的社会，也不同于大多数人期望的社会。新社会中有很多东西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其中大部分已经来临，或正在迅速形成。”在德鲁克看来，下一个社会出现的时间，大约在2030年左右。他认为，下一个社会将是知识社会。知识会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它具有下列三种主要特质。
·没有疆界，因为知识的传播甚至比资金流通还容易。
·向上流动，每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
·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均等，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生产工具”，即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
这三种特性加起来，会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无论对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如此。
卓越成效管理者（个人）（人与自己关系）(人生观)：
德鲁克指出，管理者首先是一个知识工作者，他的工作必须对组织有所贡献，能实质性地影响组织的经营能力和绩效。反过来说，要判断一个知识工作者是不是管理者，不是看他的职位高低，也不是看他有没有下属，甚至不是看他工作的复杂程度，而是看他的工作是否会对组织的能力和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哪怕只是一名基层员工，也是管理者。
绝大部分管理者属于知识工作者或“知识型”服务工作者，具体而言，管理者（manager）的定义是：“如果一位知识工作者能够凭借其职位和知识，对该组织负有贡献的责任，因而能实质地影响该组织的经营能力及达成的成果，那么他就是一位管理者。”
管理者的本质是通过知识创新使得资源组合发生变化，从而改造组织生存环境的人。
管理者的五项工作分别是：
·制定目标
·组织
·激励与沟通
·绩效评估
·培养人（包括自己）
管理者如何做到有效：
1.时间管理，2.聚焦贡献，3.发挥长处，4.要事优先，5.有效决策。
体现工作有效性的关键是重视贡献。这里所谈到的有效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己的工作，包括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水平及其影响；
第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包括和上司、同事以及下属的关系；
第三，管理者所采用的各项手段，如召开会议或做报告等。
MBO目标管理（个人与组织）（人与人关系）（价值观）
德鲁克认为，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因而“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如果一个领域没有目标，这个领域的工作必然被忽视。任何一个其绩效和结果对企业的生存和兴旺有着直接和举足轻重影响的领域，都需要有目标。
八个关键成果领域：
企业应该设定绩效和成果目标的领域共有8个，包括：
〇市场地位（Market Standing）
〇创新（Innovation）
〇生产力（Productivity）
〇实物和财力资源（Physic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〇获利能力（Profitability）
〇管理者绩效和培养管理者（Manager Performance andDevelop-ment）
〇员工绩效和工作态度（Worker Performance andAttitude）
〇社会责任（Public Responsibility）
目标不是命运，而是方向；不是命令，而是承诺。目标并不能决定未来，而是为了创造未来而配置企业资源和能量的一种手段。在德鲁克的观念里，目标管理恰恰是和自我控制的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创造客户与德鲁克的“经典三问”
德鲁克对企业的独特见解是，要想知道什么是企业，必须从理解企业的目的开始。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企业本身之外。事实上，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社会之中，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适当的定义：创造客户。是客户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因为只有客户，通过其对商品或服务的购买，才使经济资源转化为财富，物品转化为商品。
·我们的事业是什么？
·谁是我们的客户？
·客户的认知价值是什么？
[03.Never Too Late Yanni.mp4]
创新机遇的七个来源
德鲁克在谈到企业的八大目标时说，唯有营销与创新，才能创造企业的成果，其他都是成本。我们知道，满意的客户是企业有效经营的成果，而客户在企业的外部，因此请大家记住：内部成本，外部成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为成果工作。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创新是有目的、有组织、系统化的艰苦工作。
德鲁克总结了创新机遇的七个来源。他把以下七种变化看作创新机遇的来源。
第一，意外之事，包括意外的成功和意外的失败。
第二，不协调，也叫不一致，就是主观的想象与客观的事实不一致。
第三，程序的需要。
第四、产业和市场结构的变化。
第五，人口结构的变化。
第六，认知的变化。所谓认知的变化就是事实没有变化，但对事实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第七，新知识的出现。
德鲁克为我们总结了创新的四项基本原则：
·创新必须专注于市场的需求
·创新必须简单而专注
·创新要从组织的长处出发
·创新的目的是获得领导地位
创新不是灵光乍现，也不只是一个好主意，评判创新的标准不是它的科技含量，也不是它的新奇，而是市场与客户。评判创新有两个标准：第一，为社会创造财富；第二，为客户创造价值。
因为检验创新的唯一标准，就是市场是否接受，客户是否买单。德鲁克在书中列出以下五种创新战略：
·孤注一掷
·创造性模仿
·企业家柔道
·生态利基
·改变价值和特征
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六项重大挑战决定了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1）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要求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任务是什么？
（2）这要求我们把提高生产率的责任交给知识工作者本人。知识工作者不得不自我管理。
（3）持续创新是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任务、责任的构成部分。
（4）知识工作要求知识工作者持续学习，同时要求他们持续教导他人。
（5）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不是（至少不主要是）产出的数量问题，起码质量同等重要。
（6）提高生产率要求知识工作者被视为“资产”，且被作为“资产”来对待，而不是“成本”；要求知识工作者想要为组织工作，且优先选择为组织工作。
德鲁克的终极目的是创建美好社会
德鲁克说：“贯穿我一生所有著作的主题，就是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尊严和身份，作为人的成就、人的发展、人的圆满之手段的组织的作用和功能，以及个人对社会和社群的需要。”我认为，一切都是手段，唯有人的发展才是目的。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什么是社会生态学家？简言之，研究人、组织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人就是社会生态学家。
个人：
人在哪里？现代社会人存在于组织当中。而组织有三种形态：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组织。放眼望去，大街上这些熙熙攘攘的人，他们可能是公务员，也可能是大学老师、医生，或者是企业的一员。
组织：
这些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组织构建了社会。而这些组织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好与坏，组织中的个人是否获得尊严和尊重，是否得到成长和发展，就决定了这是一个美好社会还是一个病态社会。
社会：
一个美好社会或一个病态社会决定了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福祉。
从1927年德鲁克在德国汉堡大学研读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社群与社会》到2005年他去世，德鲁克终其一生，用近80年的时间研究人、组织、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学习德鲁克思想的主线和逻辑。
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是要解决如何创造能发挥作用的组织；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要解决如何培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是要解决历史的延续与现实的变化之间的平衡。
